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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商》】商会“江湖”红与黑

异地商会既充满乡情也藏着纷争。

在守望相助和抱团取暖的着墨中,在内在缺陷和先天不足的底色下,异地商会描绘出一幅红与黑矛盾相生,温情相守和刀光剑影共存的江湖图景。

抱团互助

异地商会的兴起,不过是近些年的事儿,但在调动乡情、整合资源、维护权益等多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包头江苏商会副会长蒋国兴曾如此描绘商会的正面作用:走出省门、国门创业的个人和企业,在开发市场、项目竞争、关系协调等方面,本来就处在弱势地位,加之官员寻租,黑恶势力的骚扰,经常让他们感到无助、无奈甚至无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有找到自己的同类才有安全感。

托克维尔也认为:社团是人们通过团体获得平常个人无法获得的东西的手段。商会正是这种能让单个企业和个人获得平常无法获得的东西的团体,它的出现,即使一时还无法满足所有企业的所有要求,但至少也能让这些“散兵游勇”们能在同一屋檐下,相互取暖,相互鼓励,增添打拼的勇气,看到事业的希望。

商会这片屋檐的作用不止于此。在中小企业融资难、银行期望控制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的背景下,很多商会的融资服务平台功能被扩大化,逐渐成为企业投融资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此前,深圳江苏商会会长郁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通过商会平台推动企业和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可以为企业融资加码。“单个企业去谈很困难,通过商会来谈,无形中多了信用支持。”

据了解,一些发展比较成熟的商会正利用项目来盘活会员企业的资金,通过资本运作、组建投资公司等,具备了为会员企业“造血”的功能,形成了以商会为平台、以资本为纽带、以项目为支撑的良性循环,会员企业也享受到了丰厚的回报。不过,也有担心指出,商会融资担保机制也有软肋,譬如组织结构松散,对会员企业的了解程度未必像外界想象的那么高;有成为少数企业的游戏而难以惠及多数小企业之忧;商会本身不具备代偿能力等。商会融资担保机制仍在探索中,但它毕竟为中小微企业多开辟了一条融资通道。

除了解决融资难,异地江苏商会在维护会员权益上做了不少工作。甘肃省江苏商会会员企业理事单位甘肃华峰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因有关单位无故停电,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商会主动协调兰州市有关领导,帮助其恢复供电,保证了100多万供货任务如期完成。在外经商,被“地头蛇”缠上的案例并不新鲜。河南省江苏商会会长黄苏涛介绍说,商会一会员被河南某县招商引资,和当地一老板合伙做生意,企业由小到大,产值升了很多倍。后来,二人产生了矛盾,当地老板逼着他把手里的原始股份退掉。甚至用了些卑鄙手段,找了个理由,让公安系统把该会员抓了起来,关了11个月。“我们商会强力介入协商,请政府按章办事。最后公安宣布证据不足,今年会员被无罪释放。还有的会员企业和政府签了合作协议,政府换届后,就不承认协议了,我们商会就去帮助协调。商会企业抱团起来力量就大,能做到和政府平等交流。”

甘肃省江苏商会秘书长姜有亮分析说,企业家入商会大概有四个目的:交友、维权、发展生意、谋求政治地位。经由商会渠道,确实有不少企业家获得了“政治进步”。在11月初,全国各地江苏商会工作座谈会在南京举行。山东省江苏商会在其汇报材料上写道:商会十分重视发挥驻鲁苏籍同乡人脉资源丰富的优势,从山东党政军苏籍同乡中聘请了18位老领导担任商会名誉会长、副会长;聘请了28位在职或退休的领导担任商会顾问,对商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会还积极参与社团组织和民主党派,建立与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对话渠道,目前商会会员有十余人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席,常委、执委等。像这样的描述,在其他异地商会的汇报中并不鲜见。尽管有和政府套近乎之嫌,但商会平台确实帮助许多企业家实现了参政议政的愿望。

利益纷争

青海省江苏商会会长王伟明说,在青海,单枪匹马创业的苏商有很多,不少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但遇到大项目却感到束手无策。他感叹,对于政府支持的大型项目,单个企业往往实力不够,但如果有了商会,苏商就能拧成一股绳,产生强大的合力,就可以承接一些大项目,同时也能获得相应的政策优惠。这是他当年提议组建青海省江苏商会的初衷之一。

但要想把苏商都拧成一股绳却不是易事。内蒙古江苏商会会长王先良对记者坦言,其商会成员的关系目前颇为松散。他分析说,商会是个民间组织,既不同于党政部门,也不同于一家私营企业,性质决定它管不到人。商会大多数成员都是在各自企业里说了算的决策者,商会对他们缺乏硬约束,而且江苏人擅长单打独斗,管理这样的队伍,难度很大。

上海江苏商会正准备建设江苏大厦,筹建苏商在上海的基地。“这是一个多赢的项目”,江苏银行原董事长、上海江苏商会会长黄志伟说。据了解,江苏大厦会是一个综合性大厦,可以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方便苏商联系,也可以为商会活动提供场地。江苏的很多民营企业初来上海时,往往都“两眼一抹黑”。如果苏商抱团入驻江苏大厦,就能享受到办公和税收优惠,也便于解决人才引进及就业、就学等一系列问题。

上海江苏商会正在筹划的事儿并非孤例,目前多地商会都在运作类似的项目。不过,筹建苏商大厦本该是件为异地苏商谋福利的好事情,却因为利益博弈,生出了诸多龃龉。

此前曾有某边陲江苏商会会长,借由商会平台获得批文建设江苏大厦,却将丰厚收益装进自己口袋。而东部沿海某省的江苏商会目前正因江苏大厦之事,进行利益拉锯战。据知情人透露,该商会会长和一小部分会员依赖商会影响从政府拿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收益却归为小集体,引发会员不满。

提及如何平衡会长的利益和商会集体利益,黄苏涛坦言,这种关系确实难界定,因为会长既代表自己又代表商会,关系太微妙。河南的江苏大厦目前已经破土,由多位会员共同投资。黄苏涛说,个中利益确实很难协调,但是不出力、不出钱的人想要得到利益也是不可能的。据悉,该项目的一部分利润会被划拨为商会运营经费。

因利益纠葛使得商会组织出现裂缝的案例不胜枚举。某省江苏商会会员集中资金,通过商会平台筹建了商会会所,却出现了账务不明晰,大量亏损的现象,会员之间因此产生严重分歧。而在该商会的官方网站上,记者在最新的商会通讯中也看到关于此事件的描述:“今年以来,省商会部分会员中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甚至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部分会员及有关商会领导以开办商会会所的名义分散商会人气。与会人员一致指出,商会极少数会员闹分裂的行为应及早终止,XX

省江苏商会才是唯一合法的商会组织机构,XXX

才是唯一合法的商会会长,苏商应顾全大局,坚守立场,分清是非,加强沟通,加强团结,求大同存小异,为江苏商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作出贡献。”此番描述确实引人遐想。

“很多人组织商会或者类似的组织,都是想打着这样的牌子,发展自己个人的企业。商会的地盘和个人的企业地盘应该有边界,这样才能建立起信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分析说,“商会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一个是集体谈判,第二个是自律,当然我们国家现在处于大发展的阶段,有很多机会,而且不规范,商会组织成员企业集体谋取一些商业利益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把握好分寸,同时要平衡好各方利益。商会毕竟不是联营企业。”

商会会长虽然只是一民间社团领导,但由于会长身份背后的权力和利益,却成了不少人争抢的“香饽饽”。企业老板们看中的是会长的无形价值,以及这种无形价值转化为实际利益的现实可能性。有圈中人士一语中的:“如果仅是一个企业老板,谁能轻易获得省市领导的接见?而一旦成为会长,这种情况就很常见了。接近政府资源有助于获得大项目、争取到银行贷款、获得地方政府支持等诸多相应的便利。”坊间流传,曾有会员在商会换届时,喊出了要掏500万元竞争会长的壮语。

姜有亮说,商会会长不是只要有钱就行了,但是没钱也万万不行。商会会长的第一条件是自己的企业实力过硬,镇得住场子。其次会长要热心商会事务,且有能力有气场。一商会观察者说,目前有一些异地商会会长的企业实力一般,会长说话没有威信,导致该商会就成了一盘散沙,白浪费了一块好牌子。而商会会长和秘书长的关系也很微妙,此前出现过会长强行罢免秘书长的情况,也发生过秘书长纠结会员把会长赶下台的故事。“商会其实就是个小朝廷,也有‘政治斗争’。”

地位存疑

商会的内部纷乱和其先天不足脱不了干系。

黄苏涛无奈地说:“商会和行业协会是政府还政于民的重要通道,但政府没有赋予它应有的社会地位。”姜有亮亦抱怨说,商会的地位很尴尬,而且一直没有立法。甘肃江苏商会曾为了给会员维权向地方政府发函,却被反问商会凭什么能给政府发函。“中国商会存在感不强,无法掌握话语权,和国外商会的地位实在没法比。”

商会从注册伊始就已存在隐患。根据我国相关条例,异地商会必须接受民政部门和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然而,全国各省的异地商会业务主管单位却五花八门,工商联、统战部、商务厅、招商促进局、经贸局、驻外办事处等部门,都能成为商会的主管部门。

以江苏省异地商会为例,贵州省、湖北省等江苏商会的主管单位是其所在省份的工商联;上海市江苏商会则接受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江苏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的指导;山西省江苏商会的主管部门是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海南省江苏商会接受海南省商务厅的领导;四川省江苏商会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四川省招商引资局;福建省江苏商会由福建省经济社团联合会主管;而湖南省江苏商会则由湖南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领导管理……

中山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林彬研究商会立法多年,他认为商会在经贸交流活动中影响日益增强,但商会的管理制度架构却不合理。从合法性讲,各地商会应严格按照“一地一会”的法定模式。因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如果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就没有必要成立新的,登记机关一般也不予批准。但事实上,依法登记的商会并不一定比那些无法登记的商会更具有“社会认可性”。这导致很多成功注册的商会,有可能缺乏广泛社会代表性,尤其是在商会制度不完善、监督缺失的现实情况下,不少商会会长管理和服务都不到位,难以服众,会员单位产生利益分歧与权力纷争是难免的事。

商会“一地一会”模式最近出现了松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出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经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和管理。去年,深圳率先实施了行业协会商会直接登记管理体制试点。吴敬琏曾评论说,这是政府部门不行为的一种形式:“不用事先审批不代表不用监管,而是把事前监管转向事前监管、过程监管和事后监管。”

“双重管理一直是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广受诟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郁建兴分析说,实施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后,对于行业协会商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随着行业准入制的放开,会改变现在一行业一协会或商会的“登记难”现状。多个协会或商会的存在,需要各家拼资源、知识、联盟,这就需要行业自我定位、自我实现和自我规范,从而在同类协会或商会中脱颖而出。

诚然,商会存在后天缺陷和先天不足,但它作为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的端倪已经露出。正如蒋国兴所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政府为了加强与企业的沟通,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公共决策效率,都需要商会发挥作用;企业为了应对各种困难,维护合法权益,降低经营成本,获得更快发展,也需要商会发挥作用。由那些有着共同困难、共同诉求、共同地缘、共同目标、共同理想的利益个体组成的商会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

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异地商会,需要商会法保驾,亦需要互助互益的乡图为全国各地江苏商会座谈会一角情护航。

(来源:商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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