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财经 > 中国商业协会联盟 > 正文

读史|那些投身革命的金融家们

金融史专家们早就惊讶地发现,清末上海的大企业家、大金融家大都倾向孙中山先生的共和革命,甚至投身其中,为之牺牲。为什么会如此?

现代汉语中很多来自西洋的专有名词,都是先日本人翻译成日语汉字再传播到中国,被中华文化所吸收的,比如空间、时间、哲学、社会、干部、阶级、世界观、军国主义、共产主义这些词汇,都是如此。但“银行”这个词却恰恰相反。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将英文“Bank”翻译成汉字“金馆”,也很恰当。1870年,财政大臣伊藤博文看到了一本稍早之前出版的《华英字典》,看到中国广东的编撰者邝其照将Bank这个经营货币业务,规模较大的机构翻译成“银行”,觉得是神来之笔。因为“行”是比普通商店要大很多交易场所,并且涉及外贸,比如“十三行”;而中国向来以银两作为贵金属货币。因此伊藤认为,这个词要比原来的“金馆”贴切得多,所以,1872年日本官方正式采用这个汉字词汇。

但是当时的中国,无论是上海还是天津虽然已经向西方列强开埠,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银行。以现在眼光来看,简而言之,银行的汇兑职能分担者是传统的票号,而存放款职能的分担者则是钱庄。英国已经在上海等地开设外资银行,但主要客户是政府、海关和外资商行,他们和中国工商企业的业务联系,必须经由行内的华人买办,而通过私营钱庄来完成。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成熟,华人商业银行在国内陆续开设。清末的中国,汉口、天津、广州都是金融重镇。但逐渐我们发现,上海开始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将兄弟城市远远地甩在后面。究其原因,是非常深刻和复杂的。在此,我们只想阐述的是,上海的经济和金融的繁荣,既有赖于各地商帮(也就是地方经济集团)对上海的资金投入和人才投入,也有赖于上海独特的自由主义经济现状。

商帮的繁荣:马应彪和蔡昌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金融家,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人陈光甫,在日记中非常厌恶外界称他为“江浙财阀”。在他眼中,所谓的“南三行”,也就是当时中国由江浙籍金融家开办的三大私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确有着紧密的票据交换和银团合作,但无论战略部署还是具体政策,都有着明显的不同,根本不能以门阀帮派视之。

我们需要反驳的是,无论陈光甫所言的“南三行”,还是吴鼎昌、周作民等人经营的,被称作“北四行”的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大银行,都是现代金融制度下产生的现代化金融机构,他们的交易依据是契约和法律。而当时上海大部分金融机构为个体化经营的钱庄,他们的交易依据是人情和信任。因此,对这些钱庄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而言,亲朋、家族、桑梓之间抽象的道德维系比具象的法规条文更加重要。

我们曾经提到过,有时候钱庄对工商企业的放款根本无需抵押品,仅仅凭着金融家和企业主的私人承诺,就可以两相进行巨额交易。所以,这些钱庄的逻辑脉络往往由一个个家族地域形成的商帮构成,也是历史事实。

当时的上海的银钱业,主要有以下九个商帮构成:宁波镇海的方家;宁波镇海的李家;宁波镇海的叶家;宁波鄞县的秦家;宁波慈溪的董家;湖州吴兴的许家;苏州吴县的程家;苏州木渎的严家;苏州东山的万家。

论到市场影响力,宁波商帮为第一,但经营的稳定性和延展性,却要数苏州吴县的程家;民国初年五家最大的钱庄,有三家是程家开设的。苏州木渎的严家出身于太湖中的东山半岛,与万家一样,他们和蝉联上海汇丰银行华人买办达六十四年之久的席氏家族同样属于洞庭商帮,这是因为东山半岛古称“洞庭东山”的缘故。关于洞庭商帮和宁波商帮的传奇故事和历史考证,目前的上海金融史界中多有论及。下面,我们却要说一下平时不为人所注意的广东香山商帮。

在旧上海,南京路上有四大华资百货公司:其一是开设于1917年的先施公司(后成为上海时装公司),创办人马应彪;其二是开设于1918年的永安公司(后成为上海华联商厦),创办人郭乐;其三是开设于1926年的新新公司(后为上海第一食品),创办人李敏周;其四是开设于1934年的大新公司(后为上海一百商店),创办人蔡昌。这四位企业家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的籍贯都是广东省香山县(香山因为是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1925年改名为中山);二是他们都是从澳洲归国的华侨商人。

这四人中,马应彪、郭乐和蔡昌的命运结合尤其紧密。最早马应彪因家境贫困,少年时期就离开家乡,跟着族人乡亲远渡重洋去澳洲的悉尼谋生。由于勤奋和踏实,他三十不到就创办了永生公司,专门经营水果批发生意,主要是将斐济的香蕉贩运到澳洲销售。

永生公司有个合伙人叫郭标,他看到公司经营不错,就叫来了自己的堂弟一起进来发展,这就是后来马应彪的竞争对手郭乐。永生公司有个杂役叫蔡兴,由于聪明伶俐,成了老板马应彪最得力的手下,他也觉得公司很有前途,于是就从香山县家乡叫来了自己十四岁的亲弟弟一起来澳洲帮工,这就是马应彪和郭乐的竞争对手蔡昌。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网就如此组成了。

上次讲座和刚才我们都说过,“几乎所有的华人巨富都是革命党人的天然盟友”,郭标也是其中之一。他后来成为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一直是悉尼华侨中的国民党领袖。马应彪、郭乐和蔡氏兄弟在事业有了一定根基后却是相继回到了香港。

事业做得最大的,是郭乐。在马应彪的永生公司工作七年后,他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人脉和管理经验,于是也在悉尼开设了水果行,这就是永安公司。他的经营范围要广得多,除了经销斐济香蕉外,还从事金融业务,负责华侨兄弟们的存款和从澳洲到广东的汇兑。后来,他在香港、广州和上海的永安公司除经营百货销售外,还从事银行业、保险业、地产业,旗下经营的纱厂还是仅次于无锡荣家的上海第二大纺织企业。

马应彪回到香港,则创立了第一家现代型华商百货商店——先施公司,并陆续在广州、上海开出门店;公司还在全国各地遍设网点经营人寿保险公司,营业额高达八百万元之多。该公司的股东中有郭标,也有蔡兴,蔡昌则进了先施公司当职员。后来,蔡昌自己独立出来在香港开了家小型百货公司,经过一番试验和锻炼后,在蔡兴支持下设立了大新百货公司。等到他把大新公司发展到上海南京路的时候,蔡兴也已经接替马应彪的位子,是先施公司总行的总监督(也就是董事长)了。

对于这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人,尤其是马应彪、郭乐、蔡昌和郭标、蔡兴之间的关系,首先他们是互相竞争的。上海的先施和永安几乎同时开建,又是南京路上正对门,可谓旗鼓相当,针锋相对。为了赶过对方的进度,先施公司不断追加投入,竟然从预算的六十万元增加到决算的两百万元,终于比永安公司早十个月正式营业。但是,同行未必是冤家,君子之争温文尔雅,竞争中有相互扶持,帮助中有暗中较劲,无论如何,几方之间只凭实力,不耍手段,其目标并非踩到对手,而是提升自我,最后达到共存共赢的地步。

这就是王巍博士所提到的:商业交易和商业道德,即是以血缘关系、家族关系和地域关系为出发点,在商业交易中保存温情脉脉和严谨自律的商业道德,尊重和维护社会自发秩序,以求达到利润和良知的平衡乃至升华。

富商和革命党:沈缦云

我们刚才屡次提到辛亥革命中华人富商和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发动后,虽然长沙继而响应,但形势其实非常不利于同盟会。因为清政府的北洋军已经陈兵汉口,武昌、汉阳指日可下。幸亏那时候陈其美率部攻克上海、杭州、苏州,乃至12月2日光复南京,否则同盟会已经失去和清政府北洋军抗衡的资本。既然东南半壁尽在同盟会之手,那么无论是清王朝还是袁世凯,只有与同盟会和平商谈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上海起义尤为重要,其领导者当然是陈其美,但主力军却并非陈氏相熟的青帮门徒,而是上海商团武装。以前每当读书到此,总是大惑不解,因为众所周知,商团是上海富商们组织的自卫性团体,应该和现实政治无关,更加与共和革命无关,那么,为何上海商团会如此为同盟会戮力效命呢?后来才知道,我在了解过程中漏掉了一名重要人物,他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金融家,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民营商业银行的创办者沈缦云。

二十世纪初,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民间绅商,都逐渐开始意识到开立现代化银行的重要性。基于传统文明中政府不应过多涉及经济事务,清政府的监察部门对“官设银行”疑虑重重,认为“流弊宜防”,而民间显然没有那么多禁忌。1906年4月,也就是沈缦云三十七岁那年,他联合几位民间实业家,在上海创办了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并自任协理(即副总经理),主持日常管理和业务流程。

由于沈缦云办事谨慎,经营得当,信成银行的发展非常顺利,第二年就获得了钞票发行权,南京、天津、北京都设立了分行。当时该银行存款高达七百余万元,钞票发行额也达到一百十万元。金融史专家认为,信成银行的创办,“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当时同盟会已经成立,党人于右任在上海办报鼓吹革命。沈缦云当时已经是名动上海的慈善家,为救助孤儿和创办学校等事宜捐款不计其数。1909年,当他发现同盟会的主张,不禁心向往之,当即和于右任面谈,并捐助经费过万元,这是他用实质行动支持共和革命的开始。1910年,他受上海商务总会委托,进京向清廷要求迅速召开国会,但被严词拒绝。从此,他认为要救中国除了革命已经没有其他途径了,于是在该年年底正式加入同盟会。他也是上海上层富商中加入革命党阵营的第一人。在他影响和鼓动下,上海滩许多知名富商也纷纷成为革命党。

此后沈缦云成为同盟会最大的财政来源之一,几个月之内他就捐款十万余元,办报馆、买枪械,准备根据陈其美制订的战略在长江流域发动反清起义。他还以上海商团公会为基础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并联合上海各界成立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中国国民总会,提倡尚武精神,进行军事操练,为即将而来的武装起义做准备。

1911年11月3日下午,上海革命爆发,为减少无辜伤亡,陈其美赤手进入江南制造局劝说固守的清军放下武器,却被拘禁,危在旦夕。正在这群龙无首的当口,沈缦云痛哭陈辞,一时间群情激奋,士气高涨,千余名商团战士通宵猛攻江南制造局,终于在黎明攻克这个清军在上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堡垒,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

此后沈缦云主管革命党的财政事宜,信成银行简直成了都督府的财务科,没几天就垫款多达三十余万两。三十年代曾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的王志莘说:“辛亥民军起义,该行输纳不少,卒以金融紧迫而告停业。”金融史专家认为,“信成银行历史存在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它以第一家纯粹民间银行的色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史实,是不会因行龄短暂而被遗忘的”。

共和革命成功了,但沈缦云却厄运连连。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惨败,其领袖人物孙中山先生和陈其美等人流亡日本,沈缦云也全家亡命大连。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共和主张,一直进行秘密反袁活动,最终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暗杀,享年四十八岁。据说他弥留之际曾高喊:“孙中山先生和我都是不怕舍身的基督徒!”此景此情,令人感动。

三次金融风潮及其教训

金融史专家们早就惊讶地发现,清末上海的大企业家、大金融家大都倾向孙中山先生的共和革命,甚至投身其中,为之牺牲。为什么会如此?可能他们被革命者的意志和人格力量所感动,可能他们非常赞赏孙先生的政治理念和未来设计,可能他们仅仅是对满清政府充满了本能的厌恶……我们或许无法全面还原当时各人的心态和出发点。那么,让我们先随着他们的履历,去看看当时的政府和金融界的关系是如何的吧。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清末上海金融界遇到的三次崩溃性灾难。

第一次是1883年11月的金融风潮。具有二品顶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及其开设的二十余家阜康钱庄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本来起源于生丝生意的垄断。据说为挤垮外商,胡雪岩包下了当时中国所有的生丝囤积居奇,但恰好当年南欧生丝丰收,国际生丝价格大幅度下跌,胡雪岩为了挽回损失而紧急抛售,几天之内就损失了上千万两白银。

正常情况下,胡雪岩转而向外资银行求救,但据说出于外商对他的集体憎恶,也出于李鸿章的暗中授意,当时由苏州洞庭东山的金融家席正甫操盘,由席正甫担任华人买办的上海汇丰银行牵头,非但不加以援手,反而加速将资金抽离阜康钱庄及其相关银号。于是胡雪岩只得将钱庄的存款挪用来填补资金窟窿,导致信用破产而引发挤兑风潮,他名下所有产业全部倒闭,和他有关联的金融机构一纷纷破产。他本人当然是倾家荡产,两三年后就抱憾逝世。

第二次金融风潮是1897年11月的贴票风潮。什么是“贴票”呢?举个例子,客户向钱庄存入八十元现金,钱庄当场开出面额一百元的一月期远期庄票一张,到时客户就可凭票来钱庄提取一百元现金。一般来说,当时的贴票利率为20——30%,最高时竟然达到50——60%之多,以吸引老百姓前来持币购票,说白了,就是以高利吸纳资金。这些资金的用途一般是投资于鸦片商人,以求得短时间获取暴利。

由于滥用信用工具,这种赌博性质的投机活动最终总有崩盘的一天,于是当时上海所有专营贴票的钱庄全部倒闭,虽然蒸发的账面资本只有两百万元,但骤然导致市面上银根紧缩,而且普通存户对金融机构的信用和能力产生严重怀疑好恐惧,因此大部分本分经营的健康钱庄也受到了挤提。总的来说,这次风潮没有上一次来得剧烈,但也显示出行业内部那种无序经营,政府部门缺乏监管的严重状况。

第三次金融风潮就是1910年7月著名的“橡皮股票风潮”。清末中国,将橡胶称作“橡皮”,橡皮股票就是以种植橡树、割据树胶为业的公司发行的股票。190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橡胶涨价,导致市场上橡胶业股票迅速看涨,票面额六十两白银的股票被翻炒至一千五百两之高。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对橡胶消费限制令的出台,国际橡胶价格又大幅度回落,橡皮股票的交易价也开始暴跌。

当时清政府在两江总督张人骏的主持下,也进行了紧急救市。但清廷内部的人事倾轧和政治斗争使得这次救市走向了反面。这事情说来话长,简单来说,江苏巡抚程德全逼迫上海道台蔡乃煌去职,使得外资银行也开始对市场失去信心,拒绝收取钱庄开出的庄票,并停止拆借而收回欠款。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上海超过一半(具体数字为53%)的钱庄倒闭,损失总额超过两千万两。上面我们说过的上海滩九大金融豪门之一的苏州木渎严家在上海设立的八家钱庄全军覆没,再也没有翻身。严家作为一个家族从此退出银钱业,只是作为个体,向上海金融界持续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金融人才。

这三次崩溃性的风潮给予上海金融界的教训非常深刻。

首先,由于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地位举足轻重。可以说,民国以前中国金融界的命运都由这些外国银行所摆布,中国金融家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民国建立后,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所提出的宗旨就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这个“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很多血泪斑斑的金融往事。

其次,政府及其官员不恰当地介入了金融运营。北方票号,尤其是山西票号真正的勃兴是在洪杨之乱的时候,完全和当时的时局和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南方的钱庄虽然比起来稍微独立一些,但他们也依赖外资银行,并且受到朝廷高官某些个人意志的控制,甚至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三,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金融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需要严密的法律法规和清明的法治环境,这一切都是清末的政治体制所不能赋予的。清政府没有对金融行业进行过通盘的战略筹划,因此即缺乏成体系的相关规则,也缺乏可以进行务实操作的金融人才,更没有依据法律和人才而进行实效管理的监管机关。虽然清末的官场上,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侧面提出过政府如何发展金融、管理金融的优秀建议,但始终没有形成有效的体制和机制,也从未真正做到过干预和调节,这就是最大的症结所在。

清末的共和革命大潮中,大部分上海金融家都是支持至少偏向同盟会的,这大概就和他们上述的总结有关。清政府无能腐败,颟顸愚蠢,可能这些金融家们会想,换个中华民国,市场是否会迎来更加理性健康的明天呢?从现在来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和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中国金融界的确有两个高速发展期。在前一阶段,金融界奠定了走向现代银行制度的基础;在后一阶段,政府完善了中央信用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

当然,公平地来说,其后的政府及其官员与金融界、金融家之间仍然有着不断的争执、龃龉、讨价还价,相互指责,但总的来说,中国的金融事业在1911年共和革命告成以后逐步稳定、健康、有序、明确地向前发展,日渐繁荣。就此而言,我想,当年那些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金融家们,如刘子敬、沈缦云、陈光甫诸君当年投身革命时的政治梦想,也算是达到了吧。

(来源:商会圈公众号 作者系中国基金博物馆研究员)

相关阅读
关键词: 金融家 革命
责任编辑:伍岭